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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6884字，預計閱讀12分鐘 一名海外學者眼中的中國教育70年 ... 作者 | 常桐善（加州大學校長辦公室院校研究與學術規劃主任） 在祖國成立70周年之際，《復旦教育論壇》雜誌編輯部邀請我為「海外學者看中國教育70年」專題寫一篇文章。我深感榮幸，也頗有顧慮。我沒有親身經歷過20世紀70年代之前的中國教育，也沒有對此進行過專門的研究，所以對這個年代之前的教育發展不敢妄言。 我1997年來美國，10年之後，也就是2007年第一次回國，當時對國內10年間發生的變化深感驚訝。當然，這些變化也包括高校校園的變化、規模的拓展以及在高等教育領域所取得的輝煌成就。作為很早就對高等教育研究感興趣，並在高校從事校研究的我，也常常因未能親身經歷和見證中國高等教育的快速發展過程而感到遺憾，自然也沒有資格評論這個時期在中國高等教育領域發生的變遷。 非常榮幸的是，在過去10多年中，我通過多種渠道與國內學者開展了諸多合作，特別是通過參加本科教育水平審核工作以及在幾所大學兼任教職工作，對國內高等教育的現狀略有了解，也產生了一些自己的看法。另外，在美國學習和工作的20多年中，我也有很多機會聽到美國學者對中國高等教育的評價。 基於這些信息來源，我想簡單談談中國高等教育的國際影響力（主要是在美國的影響力）這一話題。需要說明的是，這些看法可能會受我在美國攻讀博士學位以及在加州大學從事院校研究工作經驗的局限性的影響，難免會有偏差，還望讀者指正。 ... 來美之前對中國高等教育及其國際影響力的印象 我是1980年高中畢業的，當時大學錄取率是非常低的，絕大多數莘莘學子都被大學拒之門外，我也是其中之一。當然，到了90年代，特別是90年代末期，大學擴招後，大學適齡人口的入學率得到了大幅度提升。在21世紀之交，按照馬丁·特羅的高等教育「大眾化」理論，中國高等教育已經從「精英」模式邁入「大眾化」模式，也就是大學適齡人口的入學率達到了15%。 但在同一時期，美國高中畢業生入讀本科院校的比率已經超過41%，入讀兩年制專科學校的比率在23%左右，合計為64%。顯而易見，當時中美高等教育的差距是非常明顯的。 改革開放後，雖然中國高等教育的發展十分迅速，但到20世紀90年代初，中國高等教育的國際影響力還很小。我於1990年大學畢業後到陝西省教育廳（當時的名稱是陝西省教育委員會）任職，參加了世界銀行貸款扶貧項目的論證和管理工作。 這個項目除了資助貧困地區發展基礎教育外，也資助高校提高辦學的規模效益。在與世界銀行專家的交流過程中，我常常感覺到他們對中國高等教育的發展是有顧慮的。 其中最大的顧慮是規模效益差，也就是學校的規模過小，貸款建造的教學用房、購買的設備和圖書以及培訓的教師所產生效益的收益群體過小，達不到世界銀行貸款所要求的效益指標。當時，我對規模效益的理解並不十分透徹。 從事院校研究工作後，我深深體會到規模效益是檢測大學辦學績效的重要指標，特別是在「問責制度」（accountability）和「院校效能」（institutional effectiveness）研究中，規模效益指標顯得尤為重要，是衡量大學投入與產出關係的關鍵指標。 當時為了解決這個問題，世界銀行的專家多次考察陝西的大學，並與時任北京大學高教所所長、世界銀行貸款中方專家組組長閔維方教授探討，通過合併大學來解決規模效益的問題。 隨後，陝西當時的四所高校合併成兩所，才獲得了世界銀行的貸款。當然，合併後的兩所高校在後來幾十年的發展中，也遇到了中國所有其他合併高校所遇到的問題和挑戰。 通過參加這個貸款項目，特別是通過參加世界銀行舉辦的培訓，我有機會了解到美國、歐洲國家以及日本高等教育當時的發展情況，也深刻感受到當時中國高等教育發展的落後狀況以及在國際影響力上的缺失。 ... 讀博士時對中國高等教育國際影響力的感受 在世界銀行貸款項目的資助下，我於1997年底來美國做訪問學者，並攻讀高等教育管理專業的博士學位。 我的導師對中國高等教育研究情有獨鍾。他在1989年前曾多次訪問中國，對中國的高等教育還是比較了解的。他先後撰寫了兩本關於中國高等教育的專著，分別是《從同治中興到天安門事件的中國高等教育傳奇：變革與改革》《中國稷下書院與高深學習的誕生：公元前四世紀的中國教育與古希臘教育的比較》。這兩部著作從歷史發展的角度闡述了中國高等教育的演變，視角非常獨特，也反映了作者對中國早期高等教育，特別是對稷下書院的讚賞。 當時，我的導師也是我們高等教育管理專業的授課教師中唯一一位在上課時介紹和評價中國高等教育的教授。其他教授對中國高等教育的情況知之甚少。他們在課堂教學中除了提及歐洲的大學，也常引述日本、新加坡和香港等地的高校，但從未提及中國大陸的高校。 在我修習的將近20門高等教育管理專業課程中，唯有高等教育發展史這門課的教科書中提到了中國高等教育的發展情況，而且也只有區區一小段，寥寥數百個英語單詞，簡單介紹了改革開放之前的高等教育規模，並重點強調了高等教育規模與國家發展狀況的失調問題。 在這種情況下，美國學者對中國高等教育沒有興趣也就不足為奇了。其實與我的許多美國老師一樣，在20世紀90年代，西方學者還不太願意訪問中國。關於這一點，加拿大著名的中國教育研究專家許美德教授與北京師範大學的顧明遠先生在一次關於中國教育發展的對話中也提到了。 當然，在我博士畢業之前，這種情況已經開始發生變化。 我記得在2002年前後，我參加了由美國高等教育研究學會（Association for the Study of Higher Education）組織的一個學術會議。這個會議專門開設了一個有關中國高等教育發展的專題討論會場，主持人是一位很有名的美國學者。 這讓我頗感意外和好奇。美國頂尖高等教育研究學會組織的高端學術會議能夠開設中國專題論壇，說明中國高等教育已經引起了美國高等教育研究學者的極大關注和興趣。 在這之後，類似的以中國高等教育為專題的討論會如雨後春筍，遍布美國各類學術會議以及大學校園。我聽說，2019年來美國舊金山參加比較與國際教育學會主辦的「可持續發展的教育」大會的中國學者有數百人，約占參會人員總數的10%。會議期間來加州大學訪問的人員就達30多人。 可以想像，他們背後該有多大的一個高等教育體系才能支撐這麼多學者來參加國際會議，其國際影響力不言而喻。 ... 學者的互訪和交流極大地提升了中國高等教育的國際影響力 學者的互訪對提升中國等教育的國際影響力發揮了很大作用。 過去十多年，我也多次邀請美國學者來中國參加會議。受邀人員包括大學的管理人員、教師、著名學者以及高等教育學會的官員。其中很多學者從來沒有來過中國，他們非常高興能來中國訪問。我從他們的反饋信息中也可以感覺到，他們對中國高等教育的評價是積極的。 有一次，我在地鐵上巧遇加州大學主管學術的教務長兼執行副校長，我們聊起了中國的高等教育。他從20世紀90年代就開始訪問中國的大學，尤其是在過去十幾年訪問過中國的很多大學。他認為中國大學的發展速度很快，每次訪問都會看到新的變化。 他說：「中國大學的校園越來越漂亮，大學好像不缺經費，不像在加州大學，我們要花很多時間和精力說服州政府給我們增加經費。」 他還說，中國大學充滿了活力，教師非常關注創新教育、科研工作和對外合作。他預測不久的將來，中國一定會有很多大學成為「全球頂級大學」（top universities in the world）。他非常期待再次訪問中國。 其實，我現在常聽到這樣的評價。我個人也認同他的觀點。 參觀過美國大學校園的人都會發現，校園裡處處可以看到中國面孔的學者。這些學者中有訪問學者、短期考察團成員，也有長期任職的學者和管理人員。 加州大學伯克利高等教育研究中心曾舉辦過一次專門討論中國高等教育發展的研討會。在討論大學的對外合作和交流這個話題時，加州大學前教務長非常感慨地說，「與中國學者相比，美國的學者是很不幸的，很少有機會到國外學習交流」。 也許數據更有說服力。僅2017-18學年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中國訪問學者就多達827人，人數是10年前的3倍。 我想這個數字一定會讓很多人感到驚訝。在中國絕大多數規模較大的「雙一流」大學，教學科研人員約有3000人，比如清華大學有 3485名教師，西安交通大學有3047名專任教師，復旦大學有2871名教學科研人員。設想這些大學突然增加1/3的從事教學科研的國際學者，我們在校園裡看到的將是一道什麼樣的風景線呢？ 這種情況幾乎在美國類似於伯克利的這樣的大學都是一樣的。中國是向美國大學派送訪問學者最多的國家，目前已接近5萬人，占所有國外來美訪問學者總數的1/3還多。 除此之外，來自中國政府部門和高校的短期訪美學習人員和考察人員也很多。我在加州大學工作的10多年中，幫助安排和接待過的中國訪問團隊不計其數，其中有國務院、教育部、省（市）等政府部門的高規格訪問團，也有大學領導和教師組成的訪問團，還有大學生夏令營等。 ... 美國大學任職的中國學者為提升中國高等教育的國際影響力做出了巨大貢獻 在美國大學擔任教職和管理工作的中國學者也越來越多，其中大多數擁有中國本科教育學歷。這些學者和管理人員中不乏美國工程院院士、科學院院士、著名學者和高層領導人員。 我是從事院校研究工作的。我們有一個海外華人院校研究學會，共有300多名會員，其中絕大多數是在中國完成的本科教育，之後在美國獲得博士或者碩士學位，然後在美國高校從事院校研究工作。 在300多名會員中，有很多人擔任校長、副校長、助理副校長、主任或者副主任等職務。我們的學會是美國院校研究學會所有隸屬分會中規模較大、活動較多的學會之一，對美國院校研究的發展做出了很大的貢獻。 中國留學生對提升中國高等教育國際影響力有直接影響 中國高等教育對美國高等教育，乃至全球高等教育發展所產生的最大、最直接的影響莫過於源源不斷地為其輸送研究生。 我沒有查到中國研究生在全球高校分布的數據，但2017-18學年美國大學裡的中國研究生已超過13萬人，占美國大學所有國際研究生人數的34%。加州大學的中國研究生有7359人，占加州大學研究生總數的13%；其中博士生3324人，占加州大學博士生總數的12%；在工程、計算機和物理學專業攻讀博士學位者2377人，占所有這些專業博士生總數的21%。 可以說，中國是向美國大學輸送研究生最多的國家。如果中國的本科畢業生放棄來美國攻讀研究生，恐怕美國的很多研究生院都需要壓縮規模，也可能有的研究生院要面臨關門的危險，或者降低錄取標準，招收學業成績差的學生。若果真如此，美國的人才培養，特別是工程和科學領域的人才培養將面臨嚴重短缺的情況。 我個人認為，向美國輸送研究生是展示中國本科教育成果及對美國研究生教育產生影響的硬指標。當然，大批研究生赴國外讀書，在一定程度上也說明本國的研究生教育不能滿足學生的需求。 但無論如何，研究生對提升生源國家的高等教育影響力還是有積極作用的。如果有更多的學生畢業後回國工作，對生源國家的社會經濟發展也是有益的。 對中國留學生而言，這種趨勢已經開始形成。關鍵是國家如何完善用人機制和社會環境，吸引更多出類拔萃的畢業生和學者回國發展。 ... 全球大學排名是展示中國高等教育迅速發展和國際影響力的另一個重要指標 在最近幾年的排名中，越來越多的中國大學進入全球百強大學行列。 例如，在 QS的排名中，有4所大學進入百強大學，清華大學已經超過耶魯大學、哥倫比亞大學躍居第16名，北京大學、復旦大學和上海交通大學分別排在第22名、第40名和第60名。 在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大學排名中，清華大學與北京大學也進入全球百強，分別位列第50名和第60名。 在英國泰晤士高等教育全球排名中，有3所大學進入百強，分別是清華大學（第22名）、北京大學（第31名）和中國科技大學（第93名）。 在上海軟科世界大學學術排名中，清華大學（第43名）、北京大學（第53名）、浙江大學（第70名）和上海交通大學（第82名）也躋身全球百強之列，而在其10年前（2009 年）的排名中，中國沒有1所大學進入前200名。 雖然美國、歐洲的大學沒有像中國的大學那樣青睞排名，但我們不能不承認，中國大學在全球大學排名中的位次變化，對提升中國大學的國際影響力發揮了關鍵性的作用。 2018年，清華大學第一次在泰晤士高等教育全球排名中的位置躍居亞洲第一。當時美國最大的新聞媒體之一，有線電視新聞網（Cable News Network，CNN）就曾報導：「清華大學取代新加坡國立大學成為亞洲第一。」 報導引用《泰晤士高等教育報》對清華大學排名提升原因的闡述：「清華大學排名提升的主要原因是教學環境的改變，特別是大學經費和博士學位授予數量的增加。」良好的教學環境和充裕的教育經費是保證大學辦學質量的核心因素。顯然，清華大學排名提升的原因說明中國大學已經從本質上邁入質量內涵式發展的道路。 報導同時引用了牛津大學高等教育管理學教授西蒙·馬金森（Simon Marginson）對清華大學排名提升的評論。他說，他對清華大學成為亞洲第一「並不驚訝」，清華大學在工程、數學研究領域所取得的卓越成就使很多其他大學難以望其項背。 當然，排名的大多數指標是聚焦於科研成果。但無論如何，中國大學排名的變化確實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大學在科研方面取得的卓著成績，這一點任何人都不應該否定。 根據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2018年的一項研究，截至2016年，中國已經成為科學研究文章產出最多的國家，每年產出科學和工程研究文章40多萬篇。從產出量來說，這也是中國第一次超過美國。 與此同時，在引用最多的前百分之一的文章中，中國也僅次於美國，排在全球第二位。這項指標說明中國大學發表的文章在質量上也是不斷提升的。 ... 高等教育發展和合作辦學項目在國際上也引起了強烈反響 在過去20多年，中國實施的「985工程」「211工程」、孔子學院、中外合作辦學、「一帶一路」項目、「千人計劃」「長江學者」等人才引進項目、「雙一流」大學建設項目、學科的國際認證等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提升中國高等教育國際影響力的作用。 以孔子學院為例，截至2019年6月，全球已有155個國家（地區）設立了539所孔子學院和1129個孔子課堂，其中，美國有95所孔子學院和12個孔子課堂。 孔子學院在交流中國文化、促進世界多元文化發展、構建和諧世界的同時，也通過各種渠道提升了中國高等教育在世界各國的影響力。如果中國能在高等教育強國開設或者與其合作開設普通高校，國際影響力一定會更大。 「一帶一路」是另一個極具國際影響力的項目。雖然「一帶一路」項目涵蓋的國家主要是歷史上絲綢之路和海上絲綢之路行經中國大陸、中亞、北亞和西亞、印度洋沿岸、地中海沿岸、南美洲、大西洋地區的國家，但在這些國家以外的國家和地區也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教育交流和合作是「一帶一路」的重要組成元素，所以有學者認為，「一帶一路」項目有「重塑全球高等教育」的潛在可能性。2018年3月，國際著名高等教育研究專家，荷蘭烏特勒支大學經濟、法律以及政府專業范·德·溫迪（Marijkvander Wende）教授在荷蘭召開的國際研討會上也表達了同樣的觀點。 當然，在「一帶一路」的實施過程中，由於大學缺乏經驗，也出現了很多問題，比如如何招收外國留學生、如何有效地管理留學生等都是需要思考的問題。 存在的問題與未來發展 影響力是大學實力的展示，也是一流大學最基本的判斷標準。 上海紐約大學首任校長俞立中教授在接受中國教育在線專訪時提到，他曾經問過密西根大學的校長，什麼是一流大學，怎麼理解一流學校、一流教師。密西根大學校長只說了一個詞，即「影響力」。 我想密西根大學校長所說的「影響力」一定也包括大學的國際影響力。現如今，雖然中國大學的國際影響力已經有了很大的提升，但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和英國的大學在國際影響力上仍然處於霸權地位。 中國開展的一系列改革措施是否能夠讓中國大學的國際影響力再上一個臺階，是否能真正起到「重塑全球高等教育」的作用，仍然需要時間來證明。 ... 但無論如何，我認為中國不應該將是否能夠「重塑全球高等教育」作為大學優先考慮的問題。這是因為，目前的中國大學還存在很多亟須解決的基本問題。 1.優質高等教育資源還非常缺乏； 2.學術組織領導力在大學治理中發揮的作用依然很弱； 3.大學管理人員缺乏專業知識和技能； 4.從政府到大學的政策和制度缺乏穩定性和靈活性； 5.課程設置墨守成規，教學模式傳統守舊，「水課」泛濫； 6.質量評估形式主義嚴重，缺乏內部改進動力； 7.對教師的績效評價還主要以科研成果為主，缺乏提升教學績效的激勵機制； 8.對學生的個性化發展關注不夠，學生缺乏自主學習的積極性，參與意識淡薄； 9.相當一部分教師既缺乏大學辦學和質量改進的主人翁精神，也沒有教書育人的責任心； 10.政府和大學未能提供足夠的人文社會學科以及跨學科教學和研究的支持，政府對普通大學的質量提升支持力度薄弱。 如果這些問題不能得到很好的解決，中國大學不僅難以進一步提升國際影響力，恐怕踐行質量內涵式發展的道路也會受阻，甚至會陷入發展瓶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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